纪念皮埃尔·德·顾拜旦 |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诞辰161周年

2024年1月1日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诞辰161周年。顾拜旦，全名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年1月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1896年至1925年，他曾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并设计了奥运会会徽、奥运会会旗。由于他对奥林匹克不朽的贡献，他被国际上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1894年6月23日晚，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皮埃尔·德·顾拜旦向他的同事们致以雄辩的祝酒词，感谢他们帮助他在世界体育界发起了一场现代革命：

那天晚上，31岁的顾拜旦觉得自己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成功地复活了一个传说中的古老仪式，而这个仪式已经被人类遗忘了超过15个世纪。在那一刻的亢奋中，他可以在一张以四年为周期、无尽延伸至未来的日历上预见自己的命运，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让全世界在友谊与和平中团结起来。他可以想象，从1896年的雅典开始，到1900年回到他的故乡巴黎，一个又一个的首都城市相继踏上前台，举办他永恒的“世界青年的节日"。在布洛涅森林Le Pré Catelan举办的最后一次奢华宴会上，湖面上闪烁着火炬的光芒，他的未婚妻、可爱而富有的玛丽-罗丹(Marie Rothan)满怀豪情地陪伴在他身边，他为自己精心策划的工作感到高兴。七天前的晚上，他召集了贵族、国务大臣、军官、教育家、运动员、体育运动员、行政人员、作家、牧师、和平倡导者、诗人、音乐家和歌剧女伶等国际人士，在索邦大礼堂与2000名观众一起为他的奥林匹克理念鼓掌。

的确，在顾拜旦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的那个夜晚，未来充满希望。但就像刚刚过去的十年一样，未来将充满激烈的反对、职业上的嫉妒和无休止的斗争，这将耗尽他的财力，并造成足以击垮大多数人的个人损失。然而，在他无法抗拒的“内在冲动"的驱使下，他坚持不懈，与不断发展的国际英雄同事们一起克服了每一个挑战，最终将人类最伟大的庆典留给了世界。

被战争打破的贵族童年

顾拜旦于1863年1月1日出生在巴黎，在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统治下，这个世界享有贵族特权和文化精髓。作为古典宗教画家夏尔·德·顾拜旦男爵和他的妻子——侯爵虔诚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儿——玛丽-马塞尔·吉戈·德·克里塞诺瓦（Marie-Marcelle Gigault de Crisenoy）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皮埃尔享受着迷人的童年。随着季节的变化，他的家人在四个家之间奔波。顾拜旦一家通常在英吉利海峡的艺术家聚集地埃特勒塔 (Étretat) 的小木屋里度过春天。夏天是在诺曼底内陆 20 英里的米尔维尔城堡度过的，那是他母亲嫁妆的一部分。秋天，他们向南前往位于 Saint-Remy Chevreuse 山谷的顾拜旦城堡（Château de Coubertin）——离凡尔赛宫不远——然后返回位于巴黎时尚的第七区乌迪诺街 20 号的五层联排别墅，一个充满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和激动人心的历史的地区。荣军院的金色圆顶和埃菲尔铁塔即将拔地而起的马尔斯广场距这里只有几个街区。

顾拜旦七岁那年，普法战争打破了他田园诗般的童年。入侵的军队进入了米尔维尔城堡，在顾拜旦的槌球盒里装满了炸药，并炸毁了附近连接勒阿弗尔和巴黎的铁路高架桥，这给顾拜旦的童年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战争摧毁了第二帝国，并产生了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的第一项艰巨任务就是镇压公社的暴力革命分子，这场战后叛乱烧毁了杜伊勒利宫、司法宫、凡尔赛宫和许多贵族宅邸，并在“血腥周“中失去了他们的事业和两万人的生命。当库贝尔丹—家返回首都时，巴黎已是一片废墟。库贝尔坦一家在奥迪诺街的住所幸免于难，但战争和恐怖在男孩的心灵上留下了伤痕。正如顾拜旦在《青年回忆录》中回忆的那样，他躲进自己的房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创造一个想象中的国家和首都——克罗地亚王国——一个他恢复秩序、憧憬未来美好世界的幻想王国。

在右岸一所新成立的耶稣会日校圣伊格纳斯(Saint-Ignace)，顾拜旦被证明是一名出色的学生，他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世界非常着迷。1874年，顾拜旦11 岁时，德国人开始对古奥林匹亚进行为期六年的发掘。从地下挖掘出了40座纪念碑、130座雕像或浮雕、6000枚硬币、13000个用于祭祀神话中的神灵的青铜祭器以及400个铭文。这些发现让欧洲陷入了对古典世界的狂热——古代体育的仪式在一个男孩的想象力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将体育引入法国教育的探索

虽然他的父母一直是波旁保皇党人，渴望流亡的君主回归，但年轻的顾拜旦培养了“对法国的狂热”，一种与第三共和国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一致的炽热爱国主义。像许多年轻的贵族一样，顾拜旦看到了未来，是民主和平等的，他加入仍然羽翼未丰的法国政府，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他放弃了家族在教会、军队或法律界的职业计划，转而寻求改革法国教育。在七次前往英国学习学院和大学的旅行经历中的第一次，他对橄榄球有了一个愿景，传奇的校长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在50年前首次将体育引入英国学校。按照阿诺德的模式，他想打破法国教育的壁垒，通过引进英国体育及其为法国儿童培养品格的价值观，让学生在游戏领域自由发展，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特权。

几年来，顾拜旦参加了政治科学学院，并与法国领先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他们帮助塑造了他在新社会中的教育理念。然后，在1887年，顾拜旦听到朱尔·西蒙（Jules Simon）在 Frédéric Le Play 的社会和平联盟年度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要求所有法国学生都拥有“玩耍的权利”。虽然当时他只有 24 岁，但顾拜旦设法与 73 岁的西蒙结盟，西蒙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法国前总理，但他立即接受了顾拜旦的想法。通过西蒙，顾拜旦进入了政治和学术界的权力殿堂。随着 1888 年朱尔·西蒙委员会的成立，顾拜旦被特许在俱乐部和学校普及体育运动，从而跻身法国教育改革的先锋。几乎立刻，他对英国体育的重视就引起了由 Paschal Grousset 领导的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叛国指控，Paschal Grousset 是一位仍然凶猛的公社主义者，他用更传统的法国国家体育联盟来反击。虽然这场战斗威胁到他的倡议，但顾拜旦最终通过参与 19 世纪最伟大的世界博览会而获胜。

为展示第三共和国的稳定和进步，并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1889年巴黎万国博览会震惊了世界。随着新埃菲尔铁塔的崛起成为其核心，世博会在六个月内吸引了3200万游客，成为顾拜旦一生的试金石。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他主持了一场体育教育大会，展示了他进行的一项国际体育调查的结果，仅在美国就有 90所学院和大学做出回应，并帮助制作了五项体育运动示范。他还出席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听取朱尔·西蒙的主题演讲，并与蓬勃发展的国际和平运动的领导人结成重要联盟。五年后，顾拜旦在博览会上目睹的仪式、展览、大会和文化表演将在他的国际体育节构想中得到体现。

通过体育孕育友谊与和平运动

博览会结束后，顾拜旦带着法国公共教育部的官方使命，开始了两次美国之行中的第一次。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走访了二十多所学院和大学，收集了大量数据，证明阿诺德的体育理念已经在国际上蓬勃发展。在访问期间，顾拜旦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哲学教授兼体育委员会主任威廉-米利根-斯隆(William Milligan Sloane)建立了重要的友谊纽带。斯隆在今后的岁月里将成为顾拜旦最强有力的奥运盟友之一，并帮助他将未来的美国总统特迪-罗斯福和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大学校长纳入奥运轨道：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和康奈尔大学的安德鲁-迪克森-怀特。

回到法国，1890年对顾拜旦来说是个分水岭。他领导成立了法国田径运动协会联合会（Union des Sociétés Françaises de Sports Athlétiques - USFSA），该协会汇集了超过 62 个体育协会，拥有 7,000 名成员，从根本上巩固了他对法国业余体育运动的控制。多明我会神父亨利·迪东 (Henri Didon) 是阿奎埃尔的École Albert le Grand校长，顾拜旦找到的合作伙伴，在法兰西岛的公立、私立和宗教学校之间举办了首届学生运动会。迪东的宣言，更高，更快，更强（Citius Altius Fortius），成为学校体育运动的口号，后来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官方座右铭。当年10月，作为威廉·彭尼·布鲁克斯医生（William Penny Brookes）的贵宾，顾拜旦亲眼目睹了马奇文洛克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布鲁克斯在英国乡村举办了近40年的乡村体育盛会，也让他了解到其他人对复兴古代奥运会的雄心壮志。

随着顾拜旦愿景的发展，他认识到奥运会可以帮助在当地普及体育运动，同时还能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建友谊与和平。1892年11月，当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时，他说:"我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帮助普及当地的体育运动，同时在友谊与和平中团结世界: 

听众笑了，他的提议也以失败告终，但顾拜旦并没有被吓倒。一年半后，1894年6月16日，在索邦大礼堂举行的奥林匹克大会开幕式上，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获新生，在2000名与会代表中，和平运动的领袖们都支持他的事业。在日程表上列出的78名荣誉代表中，一半以上与和平运动有直接联系。事实上，在最初的13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有6位——5位个人和1个机构——都曾出席过诺贝尔颁奖典礼。

1896 年雅典奥运会与控制奥运会的斗争

庆祝活动刚结束，斗争又开始了。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向国会发来贺电，而首相查尔斯·特里库皮斯（ Charles Tricoupis ）则表示希腊已经破产，无法获得这一荣誉。同年11月，顾拜旦在雅典度过了两周的时间，竭尽全力将处在萌芽期的奥运会从一场政治灾难中拯救出来。他通过演讲和在媒体上发表信件成功地召集了王室和公众舆论，最终王储康斯坦丁组建了一个新的组委会。

随着雅典的威胁得到解决，皮埃尔·德·顾拜旦转向爱情，并与拿破仑三世前外交部长的女儿，已成为杰出作家和艺术收藏家的玛丽·罗丹完婚。她是新教徒，他是天主教徒，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反叛精神——就像反叛者一样，他们跨越了当时深深分裂法国的教会之间的鸿沟。

顾拜旦挽着他的新娘前往希腊，开始他荣耀的一生。1896年雅典奥运会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但对顾拜旦和他新兴的国际奥委会带来了屈辱的挑战。在一座拥有 100,000 人口的城市中，开幕式吸引了 120,000 人——其中 70,000 人坐在经过修复的泛雅典娜体育场闪闪发光的白色大理石座位上，还有 50,000 人坐在高出城墙的山坡上。当由十人组成的美国队与希腊队争夺田径霸主地位时，观众们兴奋不已。奥运会的第五天，古老的历史和现代体育融合在一场神奇的炼金术中，一位希腊农民斯皮里登·路易斯（Spiridon Louis）穿着传统服饰fustanella，在马拉松比赛中获胜，让希腊人精神一振。这是一个让希腊人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节日的最高时刻，但却没有为他们的法国革新者或他的同事留下任何荣誉。顾拜旦在整个奥运会期间被晾在一旁，并且无任何公开承认，但最终他公开反对国王的提议，即让雅典成为所有未来奥运会的永久举办地。希腊媒体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反应，称顾拜旦为试图窃取他们合法遗产的“小偷”。

从灾难到辉煌——1900 年的巴黎到 1912 年的斯德哥尔摩

1897年，顾拜旦在勒阿弗尔举行的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他的控制权，当时没有希腊人参加。顾拜旦希望他的家乡在第二届奥运会上恢复秩序，原计划第二届奥运会在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举办。不幸的是，顾拜旦发现自己再次被世博会的全能委员阿尔弗雷德·皮卡德(Alfred Picard)排挤，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体育运动的厌恶。由于没有举办比赛所需的资源或工作人员，后勤运作崩溃，甚至只有很少的体育赛事被认定为奥运赛事。顾拜旦领导地位的另一轮挑战来自沮丧的美国人，尤其是好斗的詹姆斯·沙利文(James E.Sullivan)，他试图与英国结盟以接管奥林匹克运动。

与巴黎奥运会一样，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是另一场世界博览会的附带表演。顾拜旦没有出席，当时很少有人知道顾拜旦的个人生活被创伤吞没。虽然他保持沉默，但他的儿子雅克（Jacques）在婴儿时期中风，这使他终生精神受损。190 年，他们的女儿蕾妮 (Renée) 的出生让一家人一度恢复了希望，但顾拜旦夫人的紧张和压力迫使她过度关注女儿，令她感到窒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生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情绪波动问题。

顾拜旦坚忍地重返工作岗位，将1908年的奥运会带到了罗马，希望举办一场与他对奥运荣耀的愿景相称的庆祝活动，但未能如愿。1906年4月5日，维苏威火山爆发，意大利陷入国家紧急状态，耗尽了奥运会的资金，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直到英国人挺身而出拯救了奥林匹克运动。很快，英国人就启动了组委会的机制，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尽管在美国和东道主英国之间的比赛中，民族主义的丑恶一面爆发了，但这届奥运会为卓越的运动树立了新的标杆。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终于上升到顾拜旦关于体育与文化联姻的理念。“瑞典的夏天从未像现在这样辉煌，”顾拜旦写道，这是第一届实现了他对艺术比赛的愿景的奥运会，为节日增添了声望。

战后的又一次复活和纳粹创伤

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席卷法国时，顾拜旦决定将国际奥委会总部从巴黎迁至中立的瑞士洛桑，并将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暂时交给他的瑞士同事杰弗里·德·布洛奈（Geoffroy de Blonay）。1916年柏林奥运会不得不取消，使得顾拜旦的奥林匹克运动前途未卜。这场战争揭示了顾拜旦对法国的爱的另一个层面，虽然他提倡和平，但他不是和平主义者。51岁时，他参军并周游他的国家，发表充满宣传的演讲以团结人民。

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仅一个月后，顾拜旦发出通函，宣布奥运会将于1920年在安特卫普举办。法国体育界抗议选择安特卫普，支持巴黎，并要求国际联盟接管奥林匹克运动。顾拜旦坚持己见，成功地再次复兴了现代奥运会。尽管如此，他意识到对他的权威的挑战正在上升，尤其是他的专制管理风格以及他对参加优秀田径比赛的女性的不妥协态度。在他的《奥林匹克回忆录》中，他称他的下一个战略举措是“一次巧妙的政变”。1921年，他发表公开信宣布退休，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接管奥林匹克运动的日常管理，并要求他的同事尊重他的最终请求——将1924年奥运会主办权授予巴黎，这让他的对手和朋友们感到惊讶。

当国际奥委会默许时，法国的反对就烟消云散了。1924年的巴黎将是顾拜旦监督的最后一届奥运会。来自44个国家的 3,070 名运动员参与了庆典，让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奥运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日历的永久组成部分。第二年，他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退休，并提醒他的同事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道德原则：

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宣布要回归40年来一直追求的教育改革。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顾拜旦很快就成立了大学体育联盟和国际体育教育局，将成人教育和体育推广到工人阶级。两者都没有成功，但都表明顾拜旦高涨的理想主义并未消退。尽管他越来越孤立无援，但仍然富有成效。1926-27 年，64 岁的他仍然渴望获得知识和文学的认可，出版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他与忠实的朋友弗朗西斯·梅塞利（Francis Messerli）博士一起在洛桑建立了奥林匹克图书馆，并在 Mon Repos 的免费办公室和住所里不知疲倦地工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

他再也没有参加过奥运会，而是远远地看着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和1932年的洛杉矶将他的全球节日推向新的高度。当1930年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被授予柏林时，顾拜旦为他工作已久的德国同事卡尔·迪姆和西奥多·勒瓦尔德感到高兴，他们为德国追逐了 20 年的奥运会。但随后 1933 年纳粹上台，奥运会突然陷入了全球争议。尽管他几乎被遗忘，但他的意见突然被征求了，顾拜旦再次挺身而出，捍卫奥运会，反对呼吁全球抵制。

他保持距离，但他对重新受到的关注感到受宠若惊，并为奥运会传递了各种信息。虽然他对德国东道主给予礼节性赞扬，但他的公报明确拒绝种族主义和镇压。他在闭幕式上写道：

衡量人的尺度

一年后，也就是1937年9月2日，随着战争敌对行动的加剧，皮埃尔·德·顾拜旦在日内瓦的拉格兰奇公园 (La Grange Park) 日常散步时晕倒并去世。几年前，他已经悄悄地与妻子和家人分开了，虽然他通过会见造访洛桑Mon Repos的记者来掩饰，但他在日内瓦的一所寄宿公寓里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几乎一贫如洗，为家人的未来而充满苦恼。1938 年 3 月，法国人、瑞士人和希腊人都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按照他的遗愿，希腊人将他的心脏安放在古奥林匹亚为纪念他而竖立的柱子中，几乎所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都被埋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

芝加哥大学的约翰·麦卡隆 (John MacAloon) 在评估他的遗产的持久影响时写道：“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机构能像奥运会这样把自己的存在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的行为......此外，尽管自从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会旗到他们的官方意识形态，都留下了皮埃尔·德·顾拜旦不可磨灭的印记。”

出身贵族，却成了平民的拥护者。他首先是奥林匹克运动无可争议的知识分子领袖。在他的手中，国际奥委会主席是奥林匹克世界的交流中心。他的家族财富是其不可或缺的宝库。他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资金，并承销了如此多的奥运会、大会、宴会和出版物，以至于他的遗产和妻子更可观的财富都被烧掉了。

他身高只有 161 厘米，但从各个方面衡量，他的成就都标志着他是上个世纪的巨人。作为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他是最早看到现代体育的国际吸引力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看到将其用于社会和教育目的的可能性的人。当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寻求立足点的时候，顾拜旦将体育的教训——纪律、毅力、牺牲和团队合作视为更好公民的品格特征。在战争威胁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他发起了一场全球竞赛，以促进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作为一名研究历史的学生和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 16,000 多页将现代体育的道德土壤塑造成了一种被称为奥林匹克主义的人生哲学，一种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奥运会注入了更高的目标，并将个人的卓越与更大的利益不可磨灭的联系在一起。

尽管在今天的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外，他并不广为人知，但他显然是一位体育天才。他的牺牲是巨大的，但他留下的遗产是无与伦比的。皮埃尔·德·顾拜旦（ Pierre de Coubertin ）的最终衡量标准尚不能确定，因为他通过体育将世界团结在友谊与和平之中的梦想仍在继续。

图文资料参考：国际奥委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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